男人备受社会压力折磨 男权主义在欧洲萌芽

2013-06-29 09:38 [来源]:

[导读]德勤爸爸团的宣传资料上印着“欢迎来到德勤爸爸团,这里是父亲们的兄弟会”。“从来没有人去问问男人们,这样过一辈子好吗"

男人备受社会压力折磨 男权主义在欧洲萌芽

“‘平衡工作与生活’这句话已经快被用滥了。”德勤咨询集团(Deloitte)驻多伦多合伙人罗布·拉努埃(Rob Lanoue)说。“应该是‘要么平衡要么失衡’。”他的同事、高级咨询师安德鲁·哈默(Andrew Hamer)插嘴道。现年43岁的拉努埃身穿敞领衬衫、戴着硕大的潜水腕表,全身洋溢着一种轻松的运动风格。而29岁的哈默更像一个形象俊朗的公司白领,他留着胡子,身穿牛仔裤和格纹夹克。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35岁的乔纳森·麦格德(Jonathan Magder),这位身材修长、声音温柔的男士在德勤企业策略集团担任经理工作。他们三人正在一家与办公室一街之隔的餐厅吃早餐,一边探讨他们如何才能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到两全其美。该话题的男生版也涉及如何尽量赶回家去给宝贝孩子洗澡、为他们的演出捧场,以及如何兼顾自己事业上的雄心壮志。你可以将这些人称为“大男子主义爹地”,他们严肃地看待如何做个好父亲的问题,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对职场表现的重视。他们的例子说明,男人或许能比女人更好地处理许多问题。他们才不会相信什么“平衡”。

拉努埃、哈默和麦格德管理着一个名为“德勤爸爸团”的组织,专门为职业父亲提供帮助。麦格德说:“初为人父的爸爸们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时间管理显然是他们最棘手的问题。”麦格德的太太不用上班,因此他的时间稍显宽裕,而拉努埃和哈默的夫人都拥有全职工作。

2010年晋升合伙人的拉努埃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个5岁,一个9岁。他每周会抽出一天在家里工作,原因就是想争取和孩子们多一些相处时间。拉努埃说,自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都是得益于提前几周积极地管理日程,将工作安排落实到细处,而且在必要时将面对面的会议改作电话会议。即便是在办公室里上班,他有时候也必须在下午3:30就离开,开车带儿子参加曲棍球比赛;他把这一安排提前告诉了其他同事,免得招惹早退嫌疑。拉努埃说:“当我不在办公室时,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安排,下午3:30到7点的时间段里大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到我。如果有什么文件必须要我过目,那得等到晚上了。”换言之,处理工作问题可以,但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哈默有一个2岁的孩子在上托儿所,还有一个只有3个月大、不肯好好睡觉的婴儿,哈默的黑眼圈就是证明。根据现在的工作安排,哈默在大多数情况下每周都要出城三天,在客户的办公室里工作。他说:“对我来说,所谓的灵活性更多地在于在早晨家里一团忙乱时我能帮上忙,而不必担心交通问题。”

麦格德有三个孩子,分别是6岁、4岁和2岁。他每周至少会抽出两三次在家吃晚饭或者给他们讲睡前故事。他说,有时候很难做到这点,“有一段时间我每周工作80到90个小时,睡眠严重不足;但是每个人都明白,就算我当天没在办公室里面出现,我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工作而已。”乍听上去,他们三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典型的MBA,只不过他们是将商界的高效管理原则用在了怎么做好爸爸的问题上。

德勤爸爸团的创建是受到德勤“职场妈妈团”的启发。这个妈妈团是有着三个孩子的德勤咨询师安诺西卡·格兰特(Anushka Grant)在2007年创立的。该组织很受欢迎,现在已在加拿大建立了四个分支机构。它为职场妈妈们创建了交流机会,而且它发布的20页职场妈妈《生存手册》足以让许多公司员工手册中提及的产假建议相形见绌。

2010年,哈默建议公司管理层成立德勤爸爸团,他说,公司善待职场爸爸们有助于留住最佳雇员。他说:“这是个商业案例,能为公司带来效益。”

自从《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在今年3月报道了他们的故事后,德勤公司的首席多元文化官员就开始接到其他公司的取经电话。德勤爸爸团的宣传资料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欢迎来到德勤爸爸团,这里是父亲们的兄弟会。”后面紧跟着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父亲节上的一段讲话:“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父亲。我知道我犯过错。这么多年来,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因为工作需要而未能尽到为父之责。”

德勤爸爸团的受众对他们格外友好,因为正如哈默所说,德勤咨询机构讲求企业绩效文化,公司节奏很快,员工必须实现自我管理。哈默补充说:“企业文化与工作有关,爸爸团让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可以变得灵活一些。”

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撰写的畅销书《Lean In》鼓励女性积极地追求职业发展,不要因为担心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问题而止步不前。桑德伯格谈到了男性的问题,以及选对丈夫是多么重要,正如女权运动先锋葛罗利亚·史坦能(Gloria Steinem)所说:“如果男人想要孩子,那么他们也可以养育孩子!”不过桑德伯格的重心还是围绕女性展开,以及她们怎么做才能在美国商界更上一层楼。

桑德伯格的书给出了一个不错的个人发展纲要。纽约大学主攻家庭与工作问题的社会学家凯瑟琳·戈森(Kathleen Gerson)也指出:“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把这当作女性问题来看待?男性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戈森说:“讽刺的是,有科学研究显示:男人内心的冲突比女性更激烈,他们也更渴望能够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实现平衡。”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在2013年3月针对现代父母进行的研究表明,50%的职业父亲和56%的职业母亲都认为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很难”或者“有些难”;同时,48%的职业父亲和52%的职业母亲表示更希望在家里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但是为了养家他们又必须参加工作。调查还发现,现在的父亲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是自己的祖父花在孩子们身上时间的三倍。不过大多数雇主都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

德勤爸爸团出现之后,有很多类似团体陆续出现,这种现象表明:职场中的男人们要求更灵活的时间安排,同时也希望承担更多的父亲职责;此外,这也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夫妻正在探讨应该以谁的职业为重的问题。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2012年,在已经孕育子女的家庭中,59%的夫妻两人都有工作在身。有关工作重心转变的迹象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较为明显了:拉德克里夫公共政策中心(Radcli­e Public Policy Center)在2000年针对20多岁的男女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了有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而接受较低的工资。71%的男性回答愿意,而给出肯定答案的女性为63%。

石溪大学社会学教授、就男女平等问题向公司提供咨询建议的迈克尔·金默尔(Michael Kimmel)表示:“如果你去倾听那些毕业于顶级商学院的优秀年轻男雇员们的心声,他们所说的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全情投入的好父亲,同时期望他们的太太也能全力参与职场事业发展。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男士都会遇到和女士一样的难题。”如果这种家庭角色的逆袭有一位被遗忘的导师,那么此人非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莫属。他是一位顾问,还撰写了包括《男权神话》以及《探究男性高收入缘由:收入差距的起点以及女性如何应对》等在内的七本著作。虽然德勤爸爸团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读过他的书,但他的观点一直摆在那里,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控诉着男性所面对的社会不公问题:为什么只有女人能讨论“如何平衡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而男人总是被排斥在外?

虽然法雷尔有点像是在单打独斗,但是其他人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2000年发表的《僵冷:美国男性的背叛》对传统的大男子气概以及性别角色划分明显的传统社会表示哀叹。这本著作激起媒体广泛关注,里面讲道:“即便在这个貌似由男人拥有并掌管的世界里,他们也受到文化力量的摆布,这种力量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捣毁了他们的幸福未来。”

不久前,作家苏珊·贾柯比(Susan Jacoby)也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男人们承受压力,为了全力供养家庭而失去了与家人共处的时间,没有追求个人爱好的自由;很多文献记载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让步,而相比之下,男人们付出的代价却鲜有提及。”为了拜访法雷尔,我们从旧金山出发,驱车一路向北。穿过金门大桥,经历几场堵车之后,车辆缓缓来到了穆尔红木森林,在这里有一栋奢华的波希米亚风格树屋,里面堆满了毯子和瓶瓶罐罐;树下的小溪潺潺流过,放眼望去,红杉参天。法雷尔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嚼着甘蓝叶脆片,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男人如何被贬低和压迫。

法雷尔说,尽管世界上大多数权力机构都由男人掌舵、地球上的大部分财富都为男人所控制、男人们在从税制到生育的很多问题上都占有很大优势,但是,男人们是自己毕生积累金钱和权力的囚徒。他指出,男人们之所以挣钱揽权,是因为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就是如此。

他说:“从来没有人去问问男人们,这样过一辈子好吗?极少有男人会在临终前说,‘我希望我能在办公室多工作一会儿。’人之将死时的话永远都是‘我真希望能和家人待得久一点;我忽视了太太的感受;我没能看儿子的棒球赛和表演’。对女人来说,平衡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她们有意识去应对的问题;而对于男人来说,是男人就得这么活,天经地义。”

已经69岁的法雷尔并不显老,白胡子修剪齐整、双眼炯炯有神。他好像仔细校准了说话时的声音,使自己听起来不具威胁性。法雷尔的妻子丽兹(Liz)经营着一家医疗保健公关公司。他们夫妇在加州马林县本着法雷尔的哲学精神过起了二人世界。他们都在家里上班,经常能看到法雷尔在丽兹忙于工作之时给她递咖啡、做午饭。他们还请了一位厨师每周来一次,为他们做饭。他们会在冰箱里提前准备好食材。

虽然被一些男权运动人士视为思想启蒙者,但法雷尔本人可不那么喜欢“男权”这种说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认为他们需要搞一场维权运动。在一些职场男性面前只要一提“男权”二字,就可能会让他们笑出声来。法雷尔更希望探讨一场“性别角色转换运动”,让男女都能学习如何更好地聆听对方,而不是一味由女人来教训男人怎样才能别那么邋遢、应该担当换尿布和洗碗的工作。

法雷尔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迎来文化上的大转变,现在,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从生活中获得更多东西,而不只是一味追求金钱和社会地位,到头来像父辈那样婚姻不保、孩子们在破碎的家庭中倍受冷落。

年轻人们如今拥有更多有利条件:很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都要全力避免法律纠纷,并致力于解决女性和其他族裔员工的生活需求。这在法雷尔看来还不够。他表示,下一步势必是给男性提供更多选择权。

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生活的罗杰·托比利(Roger Trombley)是福特汽车的一位研究工程师,他正是法雷尔所说的那种“聪明的年轻人”。当托比利在准备生第一个孩子时,他和同样供职于福特公司的太太都对当时可选的育儿方案不太满意,因为他的妻子不想当全职妈妈。

托比利想到了几年前的一个同事采取的创意方案——他们夫妇二人都削减工时,这样他们可以错开上班,每个人都有半周的时间可以照顾孩子。福特并未给男员工提供产假,但是只要得到主管领导批准,他们就能以非全日制方式工作。当托比利的儿子迪伦(Dylan)出生后,他去找老板,表示希望缩短三成工时,并申请每周两天在家工作。

托比利说:“我知道,这个方案可能会遭遇反对意见,但是这也不能改变我这么做的决心。当时确实有点紧张。如果我这么做了,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表现?人们会怎么看待我的工作?我还有希望升职吗?不过所有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至少没有影响到我本人。老板给我的反馈很好。”

在最初照顾孩子的日子里,托比利还能完成一些工作,趁小孩睡着时处理邮件。但托比利承认,一旦孩子睡醒就有点麻烦了。现在迪伦已经3岁了,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待在学前班。放学后托比利会带孩子去公园或者动物园。现在托比利的部门里还有三个男同事也在采取类似的减工时策略——遥想当年,托比利可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骄傲地说:“现在他们都跑来找我取经,好做出适合自己的方案。”

像托比利这样的父亲必须要面对的一种看法是——削减工作就意味着对家庭不负责,毕竟传统看法是男人回家时要荷包满满才行。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戈森表示,一些女性可以选择在有必要时减少对于工作的投入,大不了牺牲升职机会。

而对男性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能摆到台面上来说的,这种两难局面没有人敢点破。戈森指出:“当孩子出生时,男人们会面临更大的挣钱压力,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切勿做任何可能危及饭碗或职业前途的事情;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为了和家人多待一些时间而在工作上往回撤,他们可能面临着很重的谴责。”

戈森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当前经济的两大趋势,一是各阶层人士的就业不安全感在加大,二是人们都感受到了要向公司表忠心的压力,需要不断延长在工作岗位上露面的时间,尽管这和新技术为工作带来的自由度和灵活度背道而驰。

在费城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担任工程师职位的迈克尔·唐恩(Michael Dunn)有一个2岁的儿子和一个6岁的女儿。他过去曾在创业公司工作,有时候要每周工作90小时。唐恩回忆说:“那时候的日子就是工作一整天,回家、吃晚饭、打个盹儿,然后再赶去办公室、干到凌晨2点。”

成家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调整,把工作时间缩短了,生活也更有规律了。这样一来,他基本能够做到6点前回家,和保姆换班;此外,他的太太也可以继续在家族的房地产管理企业中工作。不过,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取舍让唐恩感到痛苦,同时他也在计划着:等孩子们长大一点就再次加大自己的工作量。

唐恩还讲到了自己不久前和三个朋友一起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的经历。这三个朋友都是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工作强度很大,照顾孩子的工作则由全职太太完成。唐恩说:“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的职业发展要好于我,这其中可能有心理因素:我必须提醒自己不是二等公民。”

现在,关于男人们少花时间在职场冲刺、多花时间逗孩子玩能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说法仍会遭到人们的嘲笑。

就在富国银行(Wells Fargo)、汰渍(Tide)以及Yoplait酸奶等品牌广告都开始将奶爸当作消费群体来看待时,“男人无法胜任育儿工作”的概念仍顽固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总是需要由妈妈们通过发短信或张贴便签纸的形式来告诉爸爸们需要做些什么。用育儿兜将宝宝挂在爸爸胸前仍更像一个噱头,而不是阳刚形象的展现。法雷尔说:“男人们必须要感觉到自己发展‘平衡技能’是有价值的,毕竟没有人会在高中毕业50周年的校友聚会活动中邀请养孩子养得很好的男人演讲。”

为了解决这种认知问题,在家庭政策方面已经做得数一数二的瑞典还专门拨款进行了广告宣传,旨在敦促男人们利用足够的产假福利投身家庭。现在,有85%的瑞典父亲做到了这一点。这组广告照片记录着来自不同国家的英俊男子赤裸着上身,用健硕的臂膀为婴儿围起一个摇篮,其中有一位是瑞典著名的摔跤运动员。

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根据Breadwinner Moms的数据,美国有23%的家庭中妻子是收入主力。自从1960年以来,丈夫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占比已经下滑了20%。

至少目前看来,德勤爸爸团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为职场爸爸们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就在我们约好电话采访的前一天,哈默发来了一封邮件,上面写道:“各位,我可以提议做出一个小修改吗?今天早上我决定在家工作,这样我就可以把2岁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并照顾妻子和新生的宝宝(这一个礼拜我一直都在路上奔波)。我能提议开个电话会议吗?号码如下……”

撰文/Sheelah Kolhatkar 摄影/Jamie Chung 编辑/刘坤 翻译/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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